證券時報記者 潘玉蓉

生命的末期，無論是“人走了錢還在”，還是“人活著錢沒了”，都會造成遺憾，但卻是常態。對個人而言，攢多少錢才夠養老，養老壓力如何分擔，都需要提前算賬規劃。

【資料圖】

養老是家事，也是國事。今年11月，我國個人養老金制度正式開閘，養老第三支柱有望迎來拔足狂奔。然而，覆蓋面如何擴大的問題、投資收益是否充足的問題，都將對個人養老金的成效形成約束。待第一波個人養老金開戶潮過去后，下一步，如何尋求政府和市場的最大公約數，真正的考驗即將到來。

兩個家庭的養老賬

送完父親最后一程，李林拿著火化證明到鎮上的銀行注銷賬戶，取消養老金戶頭、護理險資格，仿佛是抹去父親留在這世上的痕跡，宣告生命終結，一切歸零。

清理父親的遺物時，李林發現了一個賬本。賬本記載著，父親在55歲的時候準備了7萬元的養老錢。這在當時看來，應該是一筆不小的款項了，然而，7萬元積蓄終究抵不過年老體衰來得快。父親摔跤后幾次進出醫院，7萬元就被手術費、醫保外用藥、康復保健等支出消耗得七七八八。李林替父親銷戶的時候，銀行賬戶余額只剩下兩位數。

對于沒有退休金的農村老人而言，生病后常會選擇保守治療，晚年生活也多是基于省錢的考量。李林父親和很多農村老人一樣，對人生收支平衡的計算，包括量入為出地過完最后的時間，不給子女增添負擔。

在生命最后一年，李林父親失去了自理能力，老家湖北省荊門市政府給父親發放了長期護理保險的護理費。有了這筆每月1200元的基本保障，母親得以安心在家照料父親，不再想著出去兼職賺錢。護理險給了沒有退休金的李林父母切實的慰藉，也給了老人在生命盡頭的尊嚴。

李林父親走后，母親隨兒子搬到城里生活，對于自己養老安置的問題，顯得更緊張了。她每月準時盯著202元新農保養老金的到賬時間。一次，養老金劃賬的當天她沒有查到，焦急地問李林，是不是因為手機號換了，影響了養老金發放？

無論多寡，退休金都是老人晚年生活的指望。在全國各地城鎮化的進程中，更多農村老人隨子女遷入城市養老，享受更好的生活和醫療條件。

楊振為農村戶籍的父母做了退休保障計劃——幫他們在城里交養老保險。老兩口分別52歲和53歲，今年在老家縣城里以靈活就業身份繳納了養老保險。按計劃，繳費滿15年后，他們可以領取當地城鎮職工養老金，享受拿退休金的生活。

楊振算了筆賬。15年的繳費期，總共投入20萬元左右，退休后二人每月合計可以領取2500元左右的養老金。算下來，二老需要到75歲左右才可以拿回“本金”。在楊振看來，這個“投入產出比”并不明顯，但為了讓父母老了可以享受退休金，他還是決定繳納。

在楊振家鄉，每月能夠拿上退休金的老人，屬于村里的“上層人士”，養老底氣足，平日里說話嗓門也能大幾分。這是楊振下定決心給父母交養老保險的另一個原因。

養老待遇的差異，不經意地造成了養老人群之間的鴻溝。在我國，無業的農村和城市居民，可以在戶籍地參加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有工作單位的勞動者，通過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來儲備養老金，退休后按照政府確定的規則計算退休金。在退休待遇上，二者差異較大。據人社部公布數據顯示，2021年，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基本養老金2987元，而城鄉居民月人均養老金僅為179元。

造成這些現象背后的歷史原因十分復雜，但這種復雜性，正是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國情。

養老金待遇差異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孫守紀對我國不同參保人群的養老金待遇差別做了研究。

孫守紀把參保人群分為三類：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由新農保和城居保合并而來）的人群、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人群、參加企業年金的人群。據測算，同時參加了職工基本養老和企業年金的人群，退休后養老金領取對工資的替代率可達到136%，但參保率不足10%；只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群體，退休后養老金領取替代率為68.8%，參保率約為65%；只參加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群體，退休后養老金領取替代率只有3%左右，參保率約為75%。

2021年數據顯示，我國參加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群體為5.48億人，占10.29億參加全國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的53%。這部分人的養老問題，如果僅僅依靠政府，勢必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和收支不平衡。這可能是我國養老保障體系改革最困難的部分之一，迫切需要借助其他籌資渠道的支持。大力發展第三支柱養老，被視為完善我國養老體系發展不充分、不均衡的解決方案之一。

今年11月，我國個人養老金制度試點啟航，宣告個人養老時代來臨。個人養老金實行個人賬戶制，即繳費完全由參加人個人承擔，實行完全積累。目前，在全國36個試點城市，個人可以自主開立養老金賬戶，并享有每年1.2萬元的稅收優惠額度。

隨著試點的啟動，個人養老金制度被寄予厚望，有望改變多年來第三支柱養老的跛足問題。

參與個人養老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個人退休后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據孫守紀測算，假設個人繳費35年，預期退休后余命為20年，繳費率為8%，如果投資收益率接近工資增長率甚至低于工資增長率1個百分點左右，基本上能夠將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增加20%。

毫無疑問，增加20%的工資替代率意義重大，尤其是對只參加了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群體。

理論上，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這個參保群體的養老金最少，最需要通過個人養老金計劃提高養老金水平。然而現實中，這部分人卻沒有太大動力去參與。

以楊振為例，他沒有考慮給父母開戶繳納個人養老金，理由很簡單，一是父母不是納稅人群，稅收優惠政策對他們沒有用處；二是他為父母繳納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雖然也需要個人繳費，但是接近于“政府養老”，可以享受政府對靈活就業人群的補貼；第三，我國城鎮職工養老金待遇每年都在上調，而個人養老金除了稅收優惠之外目前沒有其他政府補貼，吸引力有限。

這也是個人養老金制度所面臨的尷尬。孫守紀表示，從職工和居民養老金待遇差別的角度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參保者參加個人養老金的緊迫性最高，但是城鄉居民的收入低、繳費能力有限，這導致個人養老金面臨第一個困境：參保最緊迫的群體反而是參保可能性最低的群體。

從基本養老和企業年金之間參保率差距的視角看，發展個人養老金應該重點覆蓋那些尚未參繳企業年金的群體。而企業年金參保者往往具有較強的繳費能力、企業匹配繳費的意愿也比較強，參保可能性最高。這導致個人養老金面臨第二個困境：參保緊迫性最不高的群體反而是參保可能性最高的群體。

“這兩個困境的核心仍然是個人養老金繳費要求與繳費能力、自愿參加與參保意愿之間的矛盾。”孫守紀說。

個人養老金覆蓋面之憂

眼看12月將過完，2022年度減稅額度即將過期，城市“打工人”積極討論，要不要開通個人養老金賬戶來節稅？

為了抓住年末開戶時機，北上廣深多家銀行打出“開戶每年最高省5400元稅收優惠”“手機銀行簽約可得百元紅包”等口號。深圳一位銀行人士表示，他所在的支行年底前需要開1萬戶，這是“政治任務”。

節稅是刺激開戶最大的宣傳點。但其實，5400元節稅效應是建立在年薪百萬的基礎上。年薪在9.6萬以下的工薪族，減免稅額為零。如果用齊7項個稅專項扣除的話，年收入超20萬的人才有可能享受到個人養老金的稅收優惠。

于是，微不足道的節稅額度似乎顯得“雞肋”：對年薪高的人吸引力不足；而年薪低的人一般更重視現金流，不太容易接受將一筆錢鎖定到退休。

可以預見，在金融機構大力推廣之下，短期內個人養老金的開戶數字會快速上升。例如，在個人養老金開戶上線十日后，廣發銀行便完成開戶數超28萬。但熱鬧歸熱鬧，等第一波高需求人群開戶之后，第二波、第三波將來自哪里？

2018年，財政部原副部長程麗華在一次答記者問中表示，個稅起征點調至5000元后，繳納個稅人數占我國城鎮就業人口的15%。中信證券(600030)明明團隊據此測算，2021年納個稅人口僅7000萬左右，僅占參與全國基本養老保險10.29億人中的6.89%。這意味著，個人養老金稅收優惠政策能激勵的群體較為有限。

孫守紀認為，國外實踐表明，自愿參加的補充養老保險的參保率都普遍較低。我國企業年金同樣采取自愿參加模式，參保率不到10%。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中國保險與養老金研究中心研究負責人朱俊生對個人養老金市場空間也表達了謹慎觀點。據他估算，即便對個稅繳納人員的覆蓋面達到了40%，個人養老金的年籌資金額也只有3125億元。而我國勞動人口數量可觀，達到8.9億人，如果能達到勞動人口40%的覆蓋率，年籌資額將達到4.27萬億元。

“目前這還是一個少數人的制度，要變成多數人的制度，需要對制度設計作出調整，但這可能不是短期能解決的事情。”朱俊生說。

影響成敗的關鍵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認為，個人養老金制度最大的吸引力在于投資收益。在相當程度上，投資收益率將決定這個制度能覆蓋多少人。

11月4日發布的《個人養老金實施辦法》明確，個人養老金可投資銀行理財、儲蓄存款、商業養老保險、公募基金等金融產品。全國社會保險公共服務平臺上，已錄入個人養老金基金129只、養老保險產品7只，銀行理財產品暫未顯示。

已入庫的129只公募基金，均是近年成立的養老目標基金。Wind數據顯示，截至12月14日，成立一年以上的養老目標基金平均凈值增長率約為12%。

入庫的7只養老保險產品是來自6家保險公司的專屬商業養老保險，期限一般在10~30年，設有最低保證利率。歷史數據看，穩健型賬戶的年化結算利率在4%~6%之間，進取型賬戶在5%~6.1%之間。

目前，特定養老儲蓄產品僅在合肥、廣州等五個城市里的工農中建四大行開售。產品期限為5年、10年、15年、20年。同期限產品利率在各地也不一樣，以5年期整存整取產品為例，工行在廣州的利率可以達到4%，在青島為3.5%。

參考各類個人養老金產品的收益特征，如果以4%的年化收益率估算，假設一人每年交1.2萬元個人養老金，積累30年，總投入36萬元，退休后可得養老金70萬元；積累20年，總投入24萬元，退休后可得37.16萬元；積累10年，總投入12萬元，退休后可得14.98萬元。若年化投資收益率提升到5%，同樣積累30年、20年和10年，退休后個人可獲得的養老金分別為83.71萬元、41.66萬元、15.85萬元。

由此可見，個人養老金的杠桿效應，一是需要長期積累，二是對投資收益高度敏感，投資收益是未來個人提高養老金替代率的關鍵因素。

要論以投資收益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社保基金是“優等生”。我國社保基金的運作已經有20年的歷史，截至2021年，成立以來的社保基金的年均投資收益率為8.51%，累計投資收益金額1.63萬億元，增強了社會保障的給付能力，減輕了財政負擔。

對于個人養老金制度的成效，孫守紀提醒，還應關注管理費對于投資收益的影響。對于繳費確定型完全積累制個人養老金而言，在給定繳費率和投資收益（風險）的情況下，管理費用是影響參保者退休收入的決定性因素。以40年的投資期限為例，如果管理費用為賬戶余額的0.5%，那么管理費用占賬戶余額的比例為11%；如果管理費率提高到1.5%，那么管理費用占比將高達30%。

“結合世界各國養老金制度改革經驗，高昂的管理費用一度受到社會各界的批評，影響了個人養老金的制度聲譽。如何降低管理費用是個人養老金制度設計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孫守紀表示。

尋求政府和市場的最大公約數

有人說，老百姓(603883)攢一輩子的錢，都用在了最后幾年看一場病。醫療費的缺口，位居養老焦慮之首。

醫療費支出，目前是由醫保、商保和個人“三方抬”。2021年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去年城鄉居民醫保支出醫療費1.51萬億元，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基金支付的比例為69.3%；職工醫保參保人員醫療費1.50萬億元，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基金支付的比例為84.4%。雖然醫保解決了政策范圍內的大部分支出，但醫保目錄只保基本，要獲得更好的治療和服務，個人還需應對方方面面的花費。

商業保險對于分攤醫療費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國保險行業協會數據顯示，2021年，商業健康險覆蓋7億以上人群，提供保險保障2110.98萬億元，賠付支出4074.74億元。

養老不得不準備的，還有護理費用。失能是可以預見的風險。統計顯示，65歲是老年人面臨失能風險的重要轉折點。無論是處于輕度、中度，還是重度失能狀態的老年人，第一次出現較為明顯的自理問題的年齡均為65歲左右，而我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2021年為78.2歲。從失能到去世的這段時間，如何保障生活質量，不得不防。

我國正在試點的長期護理保險（簡稱“長護險”）制度，為重度失能人士的基本生活照料和醫療護理費用提供了一定保障。因為有政府補助，長護險也被稱作除養老、失業、工傷、生育和醫療“五險”之外的“第六險”。截至2021年底，長護險制度覆蓋城市為49個、覆蓋人數為1.45億人，全國累計172萬人獲得了長護險待遇。

無論是長護險，還是托舉了數億人的醫療支出的地方大病醫療保險，以及近年在全國鋪開的惠民保，都是政府和商業保險機構在合作中不斷摸索，逐漸找到政府與市場最大公約數的成熟案例。

類似的經驗或許可以為養老金第三支柱的建設提供借鑒。如何組織和調動各方力量，讓政府兜底的第一支柱基本養老保險，與市場化、個人自愿繳費的第三支柱養老融合發展，值得思考。

朱俊生認為，發展私營養老金，是養老金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方向，多支柱養老金體系改革亟待深化，應將少數人的制度變成多數人的制度。

朱俊生建議，取消有社保賬戶才能開設個人養老金賬戶的限制，為新經濟、新就業形態中大量靈活就業人員參與個人養老金創造條件，成為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的制度安排；調整和完善財稅政策，拓展稅收優惠方式，比如對低收入人群采取直接財政補貼的形式。

此外，他還建議，建立養老金體系三支柱之間對接機制。我國第一支柱的個人賬戶以及第二、第三支柱都建立在個人賬戶養老金基礎之上，不同支柱之間的個人賬戶功能重疊，但缺乏資金流動的通道與對接機制。因此在政策設計上，可以將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企業年金、職業年金與個人養老金打通，實現稅收優惠政策、投資管理、繳費、賬戶記錄和基金轉移接續方面的銜接。

國外經驗表明，建立不同支柱之間的對接機制，既有利于保護雇員的利益，也有助于第三支柱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