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于1993頒布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第一部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法律，經過近30年的立法和司法實踐，無論在立法上還是在司法上，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消費領域內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擴展適用，還在《民法典》框架下擴展到其他領域。

在一般消費領域的擴展適用體現在2013年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將懲罰性賠償內容進行了擴充，而且從普通法的角度對特別法的特殊規定做出了指引，由原來的違約擴展到人身侵權。

在商品房買賣領域，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曾將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情形由原來的欺詐擴展到惡意違約。后該司法解釋于2020年12月23日修訂時不再有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規定。

在食品安全領域，2009年頒布的《食品安全法》首次對食品領域規定了嚴于一般消費領域的懲罰性賠償，并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相銜接，作出了嚴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實現了懲罰倍數和保底金額數的立法擴展。

懲罰性賠償在消費領域之外也有擴展適用。在產品侵權責任領域，《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七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或者沒有按規定采取有效補救措施，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這里的缺陷產品不僅包括生活消費品，也包括生產領域的缺陷產品。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識產權，情節嚴重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民事主體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權原本都是通過私益訴訟來實現的。依法有資格提起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消費者組織和檢察機關，能否在公益訴訟中行使懲罰性賠償請求權，一直存在爭議。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并實施的《關于審理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規定：“原告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中，請求被告承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該條款沒有就原告是否享有懲罰性賠償請求權作出明確規定，但在列舉請求權種類時，是開放方式的，以“等”來代替未列舉窮盡的情形，這里的“等”可以推測為包括賠償請求權和懲罰性賠償請求權，而且其他條款沒有明確否定原告懲罰性賠償請求權的存在。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司法實踐中，對消費者組織提出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有的法院予以支持，有的法院不予支持，同樣的案件產生不同的判決結果，建議在立法上對公益訴訟中原告是否享有懲罰性賠償請求權給予明確，避免同案不同判的結果。

另外，由于缺乏法律的進一步明確規定，公益訴訟中賠償款的處理也是個問題。懲罰性賠償款是民事賠償，不應該像行政罰款和刑事罰金一樣收繳國庫。有人提出以懲罰性賠償款建立消費者保護基金，從實踐來看并不可取，因為基金建立起來非常復雜繁瑣，如監管不到位更是問題多多，而且基金必須是獨立法人，消費者組織有沒有法定監管權還有待研究。所以最具可操作性的辦法是將懲罰性賠償款作為消費者保護的專項資金開立銀行賬戶存儲專款專用。

總之，懲罰性賠償制度作為我國民事賠償制度的補充，已成為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誕生于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并逐漸向更多領域擴展適用，“懲為本賠為用、賠是手段懲是目的”的立法價值在消費領域不斷發揮作用，在《民法典》的框架下，也在其他領域得到更為廣泛的適用。

(北京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會副會長 吳景明)